早期外经贸交流

隋文帝开皇十一年（591），杭州的州治迁到凤凰山下的柳浦（今江干），成为京（洛阳）杭运河终点，可谓“水居江河海之会，陆介两浙之间，南北交通顺畅无阻”。《隋·地理志》载：余杭郡“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辏。”

江南水网密布，交通端赖舟楫，“越人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往若顺风，去则难从。”唐朝时就在杭州、越州督造大船。贞观二十一年(647)派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数百艘。翌八月，令越州等造海船及双舫千余艘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建造海船对杭州的海外交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杜甫有“商胡离别下扬州，忆上西陵故驿楼”之句，咏叹江南繁茂，也将这两个东南商埠连接起来。由于运河开凿成功，杭州居江、海、河三水枢纽，商客既可由杭州转乘海船出洋，外舶也可由杭州湾驶入钱塘江，将货物驳运至运河，北去江都或京城，交通便捷，中外经济交往自此拉开序幕。

吴越国时（907-978），杭州成为国都，经济、文化交流非常活跃，已发展了与日本、大食（阿拉伯泛称）、高丽等国的贸易往来。

当时东南沿海诸埠以杭州为对外贸易的内港，明州则为外港。

内港是进出口商货的集散地，外港则为海舶的下碇处。武林门外白洋湖为内河港口，江干为外海港。此两个埠头以中东河相连，联结海内外贸易。

北宋（960-1127）时期，官府已在设立了市舶司（海关），管理外贸，杭州与广州、泉州、明州（宁波）并称为我国的四大港口之一。

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·市舶司》载：“初于广州置司（市舶司），以知州为司。后于杭州置司，淳化中（990-994）徙置于明州定海县，令监察御史张肃主之。咸平中（998-1003）命杭州各置司，听蕃客（外商）从便。”

杭州设置市舶司时间应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后，端拱二年（989）前。

官府推动外经贸

尤其是宋室南渡，定都临安后，杭州遂成全国政经、文化中心，上有运河，北通苏、湖、常、秀（嘉兴）、润（镇江）、淮诸州，下有钱塘江，通严（建德）、婺（金华）、衢、徽各州。钱塘江上游的寿昌、龙游之间有梅岭，凡闽、赣、荆、湖、两广、云南八番及海外诸国来者，皆经此岭，然后顺江而下直抵临安。

南宋初期，政府穷于应付战事，民间往来的商贸记录甚少。

至后，宋金达成和议，战事趋于平缓，江南商贸及手工业又呈现出繁荣景象。外贸往来不断，江南富足，“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，绢二百六十六万匹，绫罗三万匹。”其中两浙路每岁为一百十七万匹。苏杭的五色缎，色泽万紫千红，娇丽柔滑，成为海内外的畅销货。其他手工业，诸如，制糖、矿冶、金属制品等也都有了长足发展，经济繁荣促进了外贸的开拓。

杭州最早的“市舶务”开设在城东南保安门外的诸家桥，后移至城北的梅家桥。自梅家桥至白洋湖、方家桥直至法务库市舶前。据南宋《梦梁录》载：建有“塌房数十所，为屋数千间，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，并动具等物。四面皆水，不惟可避风烛，亦可免偷盗，极为便利。”

这些塌房实际就是堆栈与仓库。

南宋时，江干一带水面，桅樯林立，船舶云集，人来客往，熙熙攘攘。

当时造船业发达，大船载5000料（一料等于一石），可载人二、三百，往来于日本、高丽、印度等国。由此，宋廷在澉浦设市舶官，专理税务，奖励海外贸易，谓之“东南之利，舶商居其一也。”

由于官府竭力推动海外贸易，“市舶之利最厚，若措置得当，所得动以百万计，岂不胜地之于民？朕所以留意于此，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）。为使市舶之利颇助国用，敕令宜循旧法，以招徕远人，阜通货贿（《咸淳临安志》。

宋廷积极鼓励民间打造海船，购置货物，前往海外经营，并制定了奖罚税收制度。凡能“招诱舶货”的本国船只与积极运货来宋国的外商船舶，都能有“补官有差”，凡“亏损番商物介”，影响航海贸易者，俱以降职处办。

为加快外海船舶往来周转时间，在兴隆二年（1164）制定了“饶税”，规定“凡在五月内回船者，与优饶抽税之，如满一年，不在饶税之限；超过一年者，许以本司追究。”官府不仅鼓励本国商人外出浮海贸易，还奖励外商来宋，凡舶市纲首能招诱舶货者，抽解物货，累价及五万贯、十万贯者，竟然可以补官。

据载，纲首蔡景芳从建炎元年（1127）至绍兴四年（1134）招诱贩来货物净利收入高达98万余贯，绍兴六年（1136）授予他“诚信郎”官衔。

由于官府大力推动，海外贸易兴旺发达，各种番品南货、珍异饰物、奇葩珍卉，应有尽有，源源不断，运至临安。

番货以香药为大宗，绍兴十四年（1144）高宗命诸商之香药至者十取其四。

绍兴十七年（1147），诏以沉香、豆蔻、龙脑之司（号细香药）十取其一。

杭州盛产丝绸，商贾不仅贩运至外埠销售，还有大量运销海外，民间经营的海外贸易兴旺发达，商人“广收绫锦、奇玩、珍馐以及黄白之器”，赴海外推销，获利甚巨。其中绫锦、丝绸等还作为官方赠赐外国使节、商贾、僧侣的礼品。

由此，杭州的航海业呈现出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的兴旺景象，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重大突破，航海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。外贸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政来源，市舶岁收达200万贯，竟然超过北宋最高财政收入的两倍之多。

由于频繁的海外交往，杭州已成为亚洲经济、文化交流中心。

杭州港往来商船主要是日本、高丽、安南、占城（越南中南部）、真腊、三佛齐、大食等国。这些国家派使节到临安来朝贡，或是“让间岁所人一贡”。

在人数上，外使多时五、六十人，少则也有十余人，故有“四夷朝贡，曾无虚日”之说。外国使节到港时，由地方官“体问”其国大小，以及离宋国远近等，并“验实保明”后，奏报朝廷，请示接待与否及礼宾规格等。

经朝廷复议后，方可导引入国，如有虚假“诈伪”，州郡或市舶司“上书诈不实论罪”处之。总之，杭州外海商贸自唐代始，一直延伸到南宋进入鼎盛期。

杭州与日本的交往

西晋、东晋、南北朝时，中日两国交往密切，日本屡派使节到江浙地区进行丝绸贸易，并有不少丝绸工人到日本传授丝织技术，日本人称之为“绫人”。据日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载，日本朱雀天皇承平六年（936），吴越国王致书日本大臣藤原忠，由吴越商蒋承勋到日转交。

三年后，藤原忠给吴越王的书信也是由他带回来的。

947-947年，吴越国商人蒋兖等两次去日本，第二次以吴越国使者身份转交吴越王的书信与吴越特产，藤原忠还复了信，并赠沙金二百两和大批椤木等。此信至今保存在《本朝文粹》。五代时杭州候潮门外的椤木桥就是用日本椤木建造而定名的，桥虽不存，但名称仍在。

日本政府对宋廷趋向积极贸易姿态，在摄津的福原（神户）营建了招徕宋人的屋舍，修筑兵库港，开通濑户（今广岛），宋船能直驶濑户内海，靠泊京都附近，为扩大宋日贸易铺平了道路。

一年之内有四、五十艘日船抵达南宋港口。南宋官府亦大开市舶，设宴慰劳，并济赈钱米，供其返航，宋日贸易呈现空前繁荣。南宋对日贸易以明州为主，日本贸易港以筑前的博德为主，肥前的平户岛已成为船舶中途停泊港。

南宋钱币大量输日，也反映了双方商贸的密切程度。

杭州与高丽的交往

杭州与高丽的交往始于五代，据《十国春秋》载，高丽船主王大世到杭，曾带来一件沉香木雕刻成衡岳七十二峰的艺术品，雕刻至为精致。

吴越王见了，称赞犹加，许以黄金五百两购之，未料船主嫌价低不肯出手。

北宋初年，高丽使节由山东登州入境，熙宁七年（1074）后，改由明州（宁波），经杭而达汴京（开封）。

南宋初，宋金对峙，金军占领淮河以北，宋廷担心高丽与金国勾通，与高丽一度疏远，并规定，“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、高丽者，以违制论”，“凡宋国之贾往高丽、日本，诸番之至宋国者，惟庆元（宁波）得受而遣之。”

建炎二年（1128），宋使杨应诚赴高丽出使，自杭州登海以往，但钱塘江海口，岸势窄逼，船舶为避沙岩，泛余姚小江，易舟而浮运河。由此可见，南宋时海船由杭州至高丽者，先遁浙东运河，过余姚江，渡至明州，再扬帆出海。

六月到达高丽，高丽国王却以“大朝自有山东路，盍不由登州往”为借口，不肯接纳国书。宋使滞留高丽候馆达两月有余，国王才于寿昌门接见。

十一月，高丽遣使到杭谢罪。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高丽派礼部员外郎崔帷清入贡，金百两、银千两、绫罗二百匹、人参五百斤、约二十匹等。

高宗在后殿接见，并在同文馆设宴款待，两国关系始有改善。

杭州与占城的交往

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占城（今越南中南部）国王杨卜摩叠遣使至临安，入贡沉香、犀角、象、玳瑁等，宋廷回赠绫锦银绢，进封他为怀远军节度使。

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），杨卜摩叠之子邹时兰巴继位，遣使入贡，要求接受封爵，贡礼有沉香10000斤，乌香55000斤和犀角、象牙、翠羽、玳瑁等。

宋廷赐宴行都（杭州）怀远驿，以其父爵号授予，并“报赐甚厚，宽衣一对、金带一条、细衣着百匹、金花银器二百两、银千两、帛千匹”等。

乾道三年，邹时兰巴过世，子邹亚娜继位，掠夺大食国方物献宋，以求封爵。高宗闻之，“诏却之，遂不议其封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》）

南宋时，杭州为都会所在，陆海交通便捷，经济发展迅速。只是到了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定都北京，杭州湾浪涛汹涌，钱塘江泥沙淤积，船舶进出困难，盛况不复旧貌。